□内容提要
■在他的学术生涯即将完结之时，他蓦然回想起新婚燕尔时与妻子的一段对话：“玛丽亚，我应当成为一位生物学家呢？还是应当做一位哲学家呢？”她回答：“我认为你最好以生物学作为职业，因为生物学家更被人们所需要。而且一个生物学家能够利用他所知晓的知识再去成为一位哲学家。”
■科学的前沿要么在深井里，要么在10的最大指数的电子显微镜或射电束流望远镜的视野里。而贝塔朗菲却趴在“井”沿上用哲人的睿智仰望星空，尽管他也熟知还原论的价值旨向，并且在细胞学层面曾做出过卓越的成绩。
■除了与传统科学范式与价值的固有冲突之外，贝塔朗菲的治学禀性与表达风格也显得与众不同，他强烈的沟通激情与演讲天才曾经令许多听众倾倒，被人誉为一道划破技术时代天空的思想灵光，但是演讲词汇集的专著却常常受到崇尚严谨与实证的学者们怀疑和挑剔。
■他的学生、读者不曾真正或完整地理解他的学说与思想，那些号称理解了他的人事实上误解或曲解了他，那些卖力在为他的理论作阐释的人实际上歪曲了他的本义。
记得另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科学家卢里亚曾断言“科学家的传记要比国王的传记乏味多了”，因为在国王的传记里充满了权力的角逐与宫帏艳情，这些都是平头百姓所乐于窥视的，而科学家的传记只能拘于职业生活，说不定还会冷不防冒出一串专业术语和公式，让圈外人发呆。但卢里亚同时又指出：“任何一本值得一读的传记，其最让人激动的内容是人格特质的描述与阐释，无论传主是一位诗人、画家，或是一位科学家。”而“人格特质的阐述应该是一幅有着许多街景的风景画”。说到“街景”的丰富，以一般系统论创始人贝塔朗菲为传主的这本《隐匿中的奇才》最值得一读，尽管其内容侧重于思想与学术的流淌，其人生的“街景”却可以赛过半打国王。说来这只能怪国王的宫殿太瑰丽，御座太尊贵，一朝爬上去就不想再活动了，除非被人撵跑。相形之下，贝塔朗菲这帮科学家为了内心的精神冲动，也为了生计必须浪迹四方。搬家史便成为他人生一条挣不断的红线，映出他的人生的色彩，也牵出他的学术扩张史与治学禀性。这本传记即充分展示了贝塔朗菲的学术迁徙地图与精神半径，就让我们一同去追溯吧。
1924年，23岁的贝塔朗菲由维也纳大学毕业，先在阿尔卑斯山位于库夫斯坦的一个滑雪胜地邂逅一位“爱上他的大脑”的玛丽亚小姐，不久她成了贝塔朗菲夫人，并终生欣赏他的才智。在母校，他虽以才华换来了荣誉和教职，却未能摆脱囊中羞涩的窘况。新富的“山姆大叔”便趁机许之以利，猎来他的人头，于是，他们夫妇以洛克菲勒基金会研究人员的身份来到芝加哥大学。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首次公开宣讲了一门学科，即他终身为之建构与阐释的一般系统论。也许是“山姆大叔”给的钱太多，贝塔朗菲夫妇潇洒地作了一次横跨全美的学术旅行。此时，“二战”爆发，许多科学精英别欧赴美，他们却返回了维也纳，做了第三帝国的顺民，成为人们从道德上指责他的唯一理由。二战期间尽管在学术上未受到纳粹政权的干扰，但他们却饱尝了饥谨与短缺的生活。为了挣稿酬改善生计，他于贫寒之中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生命问题——现代生物学思潮评述》。战后，他怀揣叮口当的10个瑞士法朗和厚厚的书稿去了瑞士，随后又迁至英国、加拿大。在渥太华大学，他发明了可用于癌症早期筛查的细胞学方法，后来被命名为贝氏方法。这是他在还原论研究范式与轨道上所取的最显赫的成果。名声鹊起后乐颠颠地东奔西跑，曾到美国18所大学作巡回学术演讲。
1954年，已经53岁的贝塔朗菲接受福特基金会的邀请，又一次举家南迁到美国加州的斯坦福大学，而且告别生物学研究与教学，转入行为科学和临床心理学研究。59岁时，又从加州的洛杉矶搬家到堪萨斯州的托皮卡。没呆多久，又动身去了加拿大的埃德蒙顿，这是他学术生活中最辉煌的一段时光，身兼生物学、心理学、科学哲学多个教席，完成了《机器人、人和思维》、《有机心理学和系统理论》、《一般系统理论》三本专著。若想捕捉一点戏剧性亮点的话，他曾作为贵宾由加拿大被请到华盛顿参加尼克松总统的就职仪式，就是那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而彪炳史册同时又因水门丑闻被迫辞职下台的共和党总统，但是贝塔朗菲却没有显出什么异样的激动，礼节性地参加了舞会、却未下舞池。舞会上不下舞池但搬家仍不知疲倦，65岁退休之后，还作了一次异动，搬到位于水牛城的纽约州立大学；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搬家了。教席却换成了社会科学系教授，并在理论生物学中心兼职。主讲的课程是有关系统科学与哲学的“科学、社会和文化”、“展望哲学和人类新图景”。在他的学术生涯即将完结之时，他蓦然回想起新婚燕尔时与妻子的一段对话：“玛丽亚，我应当成为一位生物学家呢？还是应当做一位哲学家呢？”她回答：“我认为你最好以生物学作为职业，因为生物学家更被人们所需要。而且一个生物学家能够利用他所知晓的知识再去成为一位哲学家。”玛丽亚的建议确定了他毕生的学术轨迹。不过，最初的规划只设计了起点与终点。事实上如同他的搬家史的曲折丰富一样，贝塔朗菲的学术扩张史也不是线性的或平面的，它经历了由生物学行为科学
精神医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过程。此外还有数学语言的习得与运用。他的一般系统论学说的建构与阐释即是这一精神扩张历程的整合。由于他的出发点是生物学，所以在他的一般系统论中浸淫着一股不同于机械论气质的有机论传统、博物学传统与生态学姿态，甚至还不时流露出生物学与物理学观点和法则之间的冲突。譬如他坚持认为机械生命观无法解释生物学中的等终极现象（等终极现象最有戏剧性的表现形式是再生，蝎蜥再生失去的尾巴，蝾螈重新长出失去的肢体……），这是因为有机体中存在一种神秘的定向能力。所以，无论在生物学，还是行为学、心理学研究过程中，他都顽固地拒绝单纯机械论的观点与物理学的立场。他坚信生命处于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决不能完全地用物理学和化学定律来解释。而且他还痴迷地倡导一种对生命的敬畏感，劝诫人们用尊敬之情来看待生命并学会彼此尊重。但是，最能表现贝塔朗菲清醒与睿智的是他游刃于机械论和活力论的夹缝之中。他既反对将生命的独特性等同于理化过程，又反对将其等同于神秘性。最终，他将生命引向开放的系统研究，通过系统之间的关系来描述生命中的活力因素。同时又将生物学上对系统关系的认知与把握扩展到一般意义上的系统中去。即在科学上清晰地阐明有机系统的概念并把它发展成为一般系统论的观点。
1971年9月，70岁的贝塔朗菲到了纽约州大学为他宽许的退休年龄，但校方仍然决定延聘他，并送他一件特殊的生日礼物，以他的名义举办了一次跨学科的系统论专题讨论会。全美的系统理论学者与哲学家聚集在水牛城，让他再一次感受到学术交流与交锋的乐趣，他的一生数十次搬家、旅行、精神漂泊不就是在努力扩大学术交往与交流的半径吗？此时，他再也无力搬家了，但心脏病的发作让他几次客居医院，第一次在肯穆默西医院住了三个月。这一回他没有轻易认同这个他曾得到精心治疗与关照的居所。而是透过技术性的服务与照顾感受到人性温度的降低与人的自主性的丧失。他告诉他的学生们：“躺在医院里可不是什么舒心的事情，虽然我未曾蹲过监狱，在我看来，病人和犯人之间的差别并不是巨大的。”有谁会带着心脏病去蹲监狱呢？但带着心脏病去住医院却是天经地义的。贝塔朗菲由一般系统论的眼光洞察到技术时代的政治与技术时代的医学，法律制度与医院制度的同构性，只是前者以正义的名目，后者以拯救的名目剥夺人的自主权利，隔绝社会交往和情感支撑。来不及完成这个体验中的个案研究，没有玛丽亚的抚摩，不管是额头或者是手心，贝塔朗菲带着淡淡的忧伤走完了生命的历程。由于未作张扬，法国科学家委员会仍提名他为当年的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当提名被送到奥斯陆之时，评委会才得知贝塔朗菲已经驾鹤西去，按规则他已无缘入围了。
不过回顾一下诺贝尔奖的颁奖史，如果不调整诺奖的价值标准、修改评判机制，大致可以推测贝塔朗菲不大可能最终踏上斯德哥尔摩音乐厅的红地毯，因为他角逐的医学与生理学奖基本上崇尚还原论的价值旨向，表彰那些在理化技术的导引下潜入分子或亚分子层面或代谢向度及肿瘤、临床药学等应用前景相当快捷的领域所创立的勋业。一部近、现代科技史就是一部“挖地三尺”找证据描绘真理细节的历史，人们深信这个世界的全部奥秘就像甘泉一样埋藏在大地的深处，或是天的尽头。所以科学的前沿要么在深井里，要么在10的最大指数的电子显微镜或射电束流望远镜的视野里。而贝塔朗菲却趴在“井”沿上用哲人的睿智仰望星空，尽管他也熟知还原论的价值旨向，并且在细胞学层面曾做出过卓越的成绩，如发明了用于癌症检测的吖啶橙荧光方法。但综其一生的研究而言，贝塔朗菲的学术向度在躯体心理行为社会的轨道上，他的思想与学术价值是实证的科学与技术标尺所无法丈量的。就像不同量纲的数值无法比较一样，评奖作为一项公共的、制度化的价值确认，其实也没有绝对的标准，总是要戴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学风的有色眼镜，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同样摘不掉这副眼镜，贝塔朗菲对此很清楚，他在为一位友人的传记性的墓志铭中写道，“在我们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此人确实处于次要的位置……但是他有一个秘密的反击对象，那正是我们，孤注一掷地制造了这种眼镜的我们。”因而，贝塔朗菲试图在这副眼镜中加入一般系统论的变焦装置，能够自由变换显微与显宏的径向，“挖深井”与“爬树梢”互为反衬，改造我们时代的科学价值体系，让人们戴上新的“眼镜来观察世界和自身……”。所以，传记作者戴维森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贝塔朗菲在科学思想史上所留下的地位要比他现在的地位重要得多。他的沉寂只能说明我们时代价值标尺的缺陷与错位。不过，贝翁也应该躬身自省。在许多人看来，一般系统论体系的建构不是纯粹的科学与技术施工，它仿佛像一座违拗上帝旨意修建的通天塔，不仅工程过于庞大，而且多学科、多元价值、多背景专家的参与难免冲散已经形成的思想干流。如同一艘巨轮找不到停泊的港湾和码头，只能四处漂泊。使得它仿佛不是一项研究，而是一场科学史上的运动，其目的不是建构一个自洽的知识体系，而是在选择一种思想姿态，组织一个精神、价值共斟的Party。一般系统论在“贝塔朗菲们”的共同培育下，成为一束为了理解而理解，为了人文关怀而关怀的思辨之花，这是科学家在人文或哲学向度走得太远时所犯的通病。以至于贝塔朗菲晚年也不得不承认一般系统论是“不成熟的”和“表达不清的”，“我们拥有的只不过是各种预兆，半哲学的直觉，以及若干在描述和预言上与数学的严格性相差甚远的原理。”在许多反对者眼中，它是没有母语国的世界语，或是缺乏思想独立性与原创性的既有观念，古今的哲学家都曾以综合的姿态来叩问自然和社会。刻薄的评论家甚至将贝塔朗菲的学说与伪科学家的“系统族”联系起来，要清算他的“系统学科”与“系统骗术”。
除了与传统科学范式与价值的固有冲突之外，贝塔朗菲的治学禀性与表达风格也显得与众不同，他强烈的沟通激情与演讲天才曾经令许多听众倾倒，被人誉为一道划破技术时代天空的思想灵光，但是演讲词汇集的专著却常常受到崇尚严谨与实证的学者们怀疑和挑剔，被视为是“有独立价值却又被拒绝引述的文献”，不能接纳其进入经典的学术链条之中。独到的思想启迪对当代科学活动来说有如化学中的催化剂，影响反应的时间进程，却不能参加反应。然而，在美国，并非系统研究的所有分支都遭遇这种命运。其中有一支被认为最具应用价值。这便是二战时期及战后由国防预算驱动并迅速崛起的系统工程（含自动控制）和系统分析（又称运筹学），这项系统技术后来由军事转向民用、由技术扩大至管理层面。随着信息技术酵母般地壮大，系统技术已经独立门户，而且财势两旺。这位学术“新贵”倒不否认它与一般系统论的学术亲缘关系，但贝塔朗菲本人却显出尴尬与无奈。一方面他指责系统技术并不提供一种世界观，只是对于机械观和机械理论的一种延伸而不是替代……；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它是一般系统论的分支，属于一种有局限的系统观，以区别于包括自主性、等终极性、递进观诸多特点的开放系统。令贝塔朗菲尴尬与痛苦的是系统论的发展面临两难选择，要么坚守博物学、有机论传统在思辨与人文关怀层面踱步，但这样下去可能被学术界划归于哲学范畴；要么收敛视野、降低视点深入到技术模型中寻找细节和实证法则，这般情形又违背了最初超越机械论和技术主义的理论预设，仍旧回到出发时的原点，甚至后退了几步，因为命题由生命系统还原到非生命系统。果真如此，贝塔朗菲内心期许的人文系统理论事实上已被系统技术所异化。但是，他最终提出了一种承认真理多重性的透视观，并试图由此来化解了这场内心的冲突。贝塔朗菲的透视观仍然是他系统论认知哲学的一种演绎，思辨意义大于方法意义。此时，他已进入暮年，除了心态更趋温和、豁达，心智上更注重历史的咀嚼与人生的体验，但思想的锋刃丝毫不减，对科学主义、技术崇拜为表现形式之一（此外还有政治、宗教上的狂热主义）的绝对真理观作了无情的“攻击”，他十分欣赏赫胥黎的一段睿语：“一个柠檬的真理不同于一个草莓的真理，它们各自都有正当的存在权利并认为只有它才代表了真实。”可贵的是他拒绝绝对主义，但并不全盘接受认知上的相对主义。即他反对科学是惟一真理的观点，仍坚信科学是真理之一。同样，在科学实证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他也十分谨慎，一方面用有机生物学的理论去批评活力论，另一方面倡导对生命奥秘、对真理多元性的尊畏，承认“神秘主义是一种特有的感觉，一种对于某种更高级并且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事物的感觉”。在一场骤急的实证研究高潮之后，人们的确需要在冥冥之中抚摸上帝的肉身，穿越神秘性去打开新的实在之门。
最初读到这本书时，我不理解译者为何要将《Uncommon Sense》（直译为《不同寻常的感觉》）译为《隐匿中的奇才》，它若是一个好莱坞传记生活片，片名一定会被香港译手译为《情窦初开时》或《拉住情郎的手》之类。很显然与一位科学家的思想传记的内容离谱异趣。但读完全书，方觉书名不能简单、草率地直译，而应该求得对译本内涵与传主精神生活的准确把握或传神刻画。一个“隐”，一个“奇”确是贝塔朗菲人生特质的真实摹绘。不过，读者不会太在意书名的翻译，但他们或许要发问，是谁要“隐匿”我们时代的奇才？隐匿了他哪些对我们时代、对人类有益的思想辉光？很显然不是贝塔朗菲要自隐，他频频搬家、四处演讲求的就是名显学彰。大概依照美国人率真的性格，既不必忌讳什么“好出风头”的指责，也没有什么当隐士的理想。那么这份“隐”便来自技术时代价值观念的遮蔽与错位，来自传播过程中的误读和失真。也就是说，他的学生、读者不曾真正或完整地理解他的学说与思想，那些号称理解了他的人事实上误解或曲解了他，那些卖力在为他的理论作阐释的人实际上歪曲了他的本义。国外的情形我不大熟悉，无法作出评论，贝塔朗菲与一般系统论在中国的命运可以作为以上“偏见”的一点注脚，放大来看，它是许多西学在本土化过程中被“糟塌”的一个范例。
贝塔朗菲和他的一般系统论是改革开放之初最先“拿来”的西方新学，原因之一是某位“为王者师”的功勋科学家的绍介与倡导，二是它在国防工业开发与管理方面已经显出实用价值；三是它的方法论意义被拽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解释体系。事实上贝塔朗菲晚年曾怀疑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也许会导致粗俗的或者幼稚的唯物主义——即“最终的实在被物理原理所控制。”一旦进入自然辩证法的视野就像一位通过政审的学者可以自由进入主流话语、“真理”殿堂及大学教室，一时间，贝塔朗菲的名字在科技界几近家喻户晓，系统论（不知何时去掉了“一般”的定语）与控制论、信息论被并称为“三论”。谈论它成为一种新潮的时髦。此时，清华大学翻译并出版了他的核心著作《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但更多的人不是从原著中而是从形形色色的教科书去了解这门学说。如同他们了解马克思的学说一样。由此，这门学说在热闹中走向庸俗。贝塔朗菲亦在强光照射中隐匿。如今寻访“隐匿中的奇才”实际上是从哈哈镜里将他拖出的过程，告别喧哗走向心灵孤独的过程。马克·戴维森的这本思想传记无疑在这一过程中充当了一位侠士和向导的角色。
这本传记告诉我们，要理解贝塔朗菲和他的学说必须有四项基本前提，一是熟悉他的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他的搬家史，在这里，“搬家”是他精神与学术迁徙的象征和隐喻；二是要深入把握贝氏学说具体的思维质料，即从生物学例证的关注出发，穿越行为、心理现象的研究，重新回到生命系统。不然无法理解他的核心概念和理论个性，甚至话语姿态；三要洞察贝塔朗菲丰富的批评生活，一般系统论的建构过程首先是一个批评的过程，对机械论的批判，对活力论的批判，对刺激——反应模式的批判，对科学专制主义的批判，对技术非人化的忧思，虽然他的生活方式有几分古典味，偏于保守、拘谨。不像卢里亚那样坚持积极的政治姿态，期许政治改革能为科学、艺术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他还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位政治的旁观者，但他的批判锋芒也多次由科学领域溢出，伸展至社会生活之中，对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对历史中人性疯狂的轮回，对专制政治对战争机器的操纵都从系统学说的角度予以深刻地分析，表达出一位有着浓郁人文主义气质的自然科学家对理性、良知的渴求。四要追溯传主永恒的精神冲动，尤其要追寻冲动的源头究竟是什么？如果想偷懒，权威教科书会告诉你，不复杂，一是从历史的钟摆律中来，科学史总是在分析与综合之间荡秋千，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是从恩格斯100年前的天才预言中来，19世纪的科学经历了搜集资料与微观研究阶段，20世纪将进入整理资料与宏观把握阶段（这个把握不准确），要整理，就需要系统观。而且科学大师天生就是世界统一图景的描绘者，爱因斯坦孜孜寻求统一场论，海森堡倾心于勾勒自然科学世界图像的统一性，玻尔极力倡导人类知识的统一性。相形之下，贝塔朗菲不过是这一终极性工程的泥瓦匠，他的系统观念与理论便是完成这一宏伟工程的搅拌器。其实，对贝塔朗菲来说，这些解释不过是隔靴搔痒。他倾毕生精力去建构一般系统论这门学说，其真实的冲动来自生物学与物理学范式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来自有机论、博物学、生态学传统与机械论、还原论现实之间的冲突，来源于生命探索中技术刚性与人文主义温情之间的巨大落差，来源于人性及伦理价值失落与复归的忧思和企盼……也许还远不止这些，作为一位敏感、睿智的思想型科学家，贝塔朗菲的精神世界有众多的沟壑与峰峦，绝不可姑妄言之，信之。《隐匿中的奇才》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并不复杂的法则，要了解一门学问，必须花功夫左顾右盼去寻访“街景”，同时也要走进原创者的心灵。不然，唾沫四溅，讲述的都是满嘴的胡言，朗朗书声，读到的都是满纸的虚妄。
（《隐匿中的奇才——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传》，［美］马克·戴维森著，陈蓉霞译，东方出版中心（上海）1999年8月第1版，定价1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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